1925年“故宫博物院”的成立似乎才真正宣告了那个旧时代和新时代的彻底分离。1924年，溥仪出宫，由清宫代表、军政代表和文化界代表组成了一个故宫善后委员会，时值国家政局混乱，人心惶惶，紫禁城以及它历经300年的档案和文物收藏该如何评判其性质？在当时也是一个各方势力和不同思想纠缠的节点，清宫遗老想当然地视其为溥仪私产，混乱的军阀把它看成是失去主人的宝贝伺机偷掠，而日本的银行及很多外国使馆在东交民巷张着网等待着来自故宫的伟大的艺术品，当时的亲日报纸《顺天时报》甚至有文章提出把故宫交给日本来管理。为杜绝这些力量对故宫文物的觊觎，故宫善后委员会中经过短短一年的清点，在1925年仓促地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并且把成立的时间定在辛亥革命的纪念日10月10日，其中的深意就是提示社会各种力量，这个特殊的博物院及所藏文物的价值与新时代、新国家同等。尽管如此，在它成立之初，来自各方面的怀疑和干扰不曾间断，所以当时院方的公函文书，在具体事宜陈述之前总是不断地重复故宫博物院“关系吾国文化”这个理由。1928年甚至还有国府委员提案废除博物院、分别拍卖所藏物品，这个提案竟然被国府批准通过，博物院的专家们再次联名报告，强调博物院的成立是为了“保存数千年来吾国文化之精粹”，在那些元老们的政治周旋中，故宫才名正言顺地保留下来。

　　80年后，“故宫博物院”所守护的紫禁城以及所藏文物，在城市的变迁中显得与新时代、新城市的对比更加强烈，然而，时过境迁并没有改变、反而更增加了它叙述往事的力量。

　　紫禁城，即使在现代建筑的重重包围中依然不减它对我们视觉上的震撼，而在情感上的冲击则会联结起中国文化对生活的一整套理解。

　　昔日北京城以紫禁城为中心而规划设计。按照中国星象学的理解，紫微垣，即北极星，位于中天，是天帝所居之处，天人对应，皇宫称紫禁城。《周礼·考工记》的“营国”规定：“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凡都城要设12门，四周城墙每面三门。明清北京城承袭的是元大都旧城，但元大都的设计者刘秉忠不仅尊重儒学礼数，同时又奉道学之说。道学讲，“阳主赢，故乾为在南，全用也。阴主虚，故坎位在北，不全用也。……是以天之南全见，而北不全见，东西个半也。”元大都的北城墙就只设两个门，表示北不全见，所以老北京就也只设11个门，南面有右安门、左安门、永定门，东面有广渠门、朝阳门、东直门，西面有广安门、阜成门、西直门，北面只有德胜门和安定门。

　　南起永定门穿过紫禁城北到钟楼的中轴线算得上是最为浪漫的城市理想，整个城市的生活在中轴线的两边展开。北端的钟楼每晚初更、午夜三更、次晨五更响遍全城，由宫廷銮仪卫派旗鼓手专司其事。故宫老专家朱家说他小时候每天听到钟声“觉得很好听，又很严肃”，1924年，取消了大清皇帝尊号仍存不废的优待条件，“銮舆卫”就没有了，从此北京的钟鼓声停止了。

　　为了实现新的理想，这个表达旧理想的老城从1912年开始几经拆改，迅速地成为被追忆的往事，郁达夫追忆起的老北京是“典丽堂皇，幽闲清妙”的，在这样的赞美中他所指的不是审美的建筑，而是在其中展开的日常生计，即使是作为建筑理论家的林徽因在40年代描述北京时也没有从建筑美学着眼，而是说“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无形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言的变迁”。

　　幸而有故宫元老那样的守护者，故宫尚存，但它决不只是美学意义上的一组伟大建筑，也决不只是丰厚的珍奇文物，因为那根本就是我们的往事本事。往事所拥有的力量不仅形成记忆，而且指引想象，北大教授陈平原在关于北京记忆的一篇文章里，提出“动词化的记忆构成了人类重要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故宫的守护者们所守护的不仅是我们的往事，还是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