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真假假，谁说了算?

　　既然要指控某人使用仿冒名作的艺术品来进行欺诈，那首先就必须证明一件事：这幅画作确实是仿造的赝品。然而，想要证明这一点，绝非易事。

　　对于普通的书证，比如说伪钞、伪造证件、篡改过的合同，鉴定方法相对而言比较成熟也比较客观;即便对于鉴定意见有异议，双方也能很容易地找到另一家司法鉴定机构复检，所得到的结论也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加以重现。

　　而对于临摹的画作，国内目前更多的是依靠鉴定者的经验和主观感受，也就是所谓的“看着顺眼”，而这两者非常难以量化，缺乏可重现性，很容易出现鉴定者之间意见抵牾的尴尬。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很难分辨哪一位鉴定者/文物专家的意见更加可信，特别是在涉及刑事诉讼的情况下，更不敢以此为据。

　　比如，2003年，故宫博物院斥资2200万人民币，购买了晋代索靖所书写的作品《出师颂》(因上有据说是宋徽宗题写的“晋墨”二字，故又简称“晋墨”)，在国内一度引发巨大的争议：故宫方面及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专家，都认定这是真迹;而另外一些专家，则从考据、装裱(比如宣纸笺上的金龙不该是五爪而是四爪)等诸多方面推测这是仿作。虽然最终购买成功，但因为鉴定专家的意见多数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主观感受，所以质疑的声音从未平息过。

　　古人的作品如此，当代画家的作品也不容易鉴定。

　　2008年，著名画家曾经亲自证明一幅《池塘》的作品并非自己所画，还特意在画框上写下“此画非我所作，系伪作”的字样。然而，被告方律师的观点听起来也颇有“道理”：很多画家，在成名之后会故意否定自己刚出道时的作品是真迹，以此来维护形象，谁又能举证画家本人所言就符合事实呢?

　　最终，为这幅《池塘》花了230万元的苏女士，还是没能获得法庭的支持，没能从拍卖行要回钱来。

　　所幸，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法证科学的发展，为这类争议提供了新的答案。

　　比如，最常用的断代检测，C14同位素测定，可以大致测算出某一幅画的纸张和油布大致是哪个时期生产的，如果某一幅画的署名是“阎立本”，纸张却是距今300年左右制造的，则肯定是假货无疑。

　　然而，造假者对此也有一个巧妙的方法绕过去：购买不值钱的古字画，将空白处截取下来，或直接购买古旧的宣纸、油画布，然后在上面绘画，就不容易被发现了。

　　另一个思路，则是对画作(特别是油画作品)取出微量的颜料样本，进行化学分析。因为每种颜料被人类发现、使用的时间是大致清楚的(比如，铅白这种颜料是在公元前4世纪被发现，而锌白则是19世纪才开始使用的)，倘若画作上所使用的某种颜料，早了那么几十年、上百年，或者是添加了不属于那个时代的添加剂(让颜料更稳定、更不容易褪色的物质)，则肯定是后人伪作。卡洛斯团伙的伪作之所以被抓住，据说就是因为某种颜料穿帮了。

　　颜料不易长久保存，相对而言要比旧时代的白纸或空白画布要难找得多;即便搞到了，今天的画家也未必习惯使用，所以这种检验对于伪作的杀伤力更强。

　　简单地说，法证科学为打击绘画仿冒伪作提供了一个更可信、更客观的依据。

　　除了证明画作真伪之外，购买者还会面临一个问题：拍卖行的免责声明。

　　按照《拍卖法》第61条的规定，拍卖行如果不能确定拍品的真实性的，可以预先声明，表示无法保证拍品的真伪，这样即便拍品最终被鉴定确实是仿冒的，买家依然无法向拍卖行或委托人追责。

　　实际上，在很多涉及名家书画的拍卖时，拍卖行都会刻意避免给出保证。比如，一幅据称是画的虾，在拍卖前的广告上就会写成：“水墨国画，内容为对虾，落款为，并有朱文印章两枚”。如果拍卖成功，买家发现这是后人伪造的画，也拿拍卖行、委托人毫无办法：我可从来没说这是的真迹啊，是你自己看走眼了。

　　对此，一直有学者呼吁对《拍卖法》进行修改，对那些恶意伪造名家作品、欺诈牟利者，不应该再予以免责的保护，直接追究其民事、刑事责任。

　　因此，卡洛斯等人被起诉，虽然发生在国外，对于我国这方面的立法、执法工作也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或许，我们对于艺术品欺诈沿袭了千百年来的宽容态度，而眼下正是该出手改一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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