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瀚斯拍卖行通过其在伦敦的新邦德街及骑士桥的两个主要拍卖场及5个其他拍卖场，举办不同类型的拍卖会，来满足不同爱好收藏家的各种需求。此外，拍卖会也在美国的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及波士顿;加拿大的多伦多、摩纳哥、中国的香港、阿联酋迪拜及澳大利亚的悉尼多地举行过。邦瀚斯拍卖行全球共设有57个分门别类的专研珍藏部门，分公司遍布于全球25个国家及地区。

　　第二件拍品，即为红一方面军彭德怀司令员、毛泽东政委给张学良的信。

　　第三件拍品，系1936年8月9日中共方面写给“先生”的信，共5页，另加一页国共两党主要人物包括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张学良等35人的代名对照表。通过对照表可以看到，先生就是张学良。内文以蓝色墨水书写，并有黑笔修改痕迹。纸薄，有轻微折痕、褪色，末二页有回形针污迹。

　　信中共列出十八点，说明如何劝蒋介石与中共合作。还详述了未来三个月的作战计划，亦即先在张学良军队的合作下占领兰州，继而出兵绥远抵抗日军。信中还称，此计划必须在三个月内完成，趁蒋介石忙于弥平两广事变，加紧行动。两广事变，也就是广东的陈济棠联络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于1936年发起的逼蒋抗日的兵变。信中强调，一旦任务成功，蒋介石将别无选择，被逼不得不与红军共同抗日。信中还附有一份“重要特务代名清单”，其中包含重要国民党、共产党及苏联特务工作者之代名，并标明“至八月十五日有效”。该拍品以包括佣金共362500美元成交。

　　第四件拍品系张群写给蒋介石的密件，写于1936年9月12日。显示了蒋介石当时正在与日方秘密斡旋。这也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公开发布的“严正声明”吻合。蒋在声明中提到：“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这封信最后的成交价是含佣金6875美元。

　　第五件拍品，是手抄的《抗日救国协定》，有正本和副本，文字内容完全一样。信末有手抄的“一九三六年  月  日”，以及“红军代表  毛泽东”签名加印章，在“红军代表”之上的“东北军代表”栏，没有签名与印章，留下空白。邦瀚斯方面认为：“此《抗日救国协定》，原准备交予张学良签名，但终未能签成。”《新民周刊》记者了解到，此一式两份的《抗日救国协定》，系继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多次协商后，由毛泽东亲自拟定并签署。文件开头写道：“在抗日救国争取民族生存之共同要求下，东北军代表张学良红军代表毛泽东互矢最高之诚信与决心，一致努力于下列之伟大而艰苦的革命斗争……”，随后明列协议之目标，亦即对日本武装抗战、保卫中国、收复失地;实现抗日联合阵线、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

　　毛泽东本希望张学良以东北军统帅身份签署此文件，然而张学良却在西安事变期间将文件交由蒋介石签署。国共最终未能签署抗日救国协定，然而张学良囚禁蒋介石12天后，国共双方也确实同意共同抗日，并且释放在抗日活动中被捕的人士。此项拍品最终以含佣金506500美元成交。

　　第六件拍品，是一本笔记本，载有张学良手书。

　　其中一段为：“余诚意救国，到现在反成为误国。平生以信义自诩，不期有今日。余最痛心者，为日本小鬼所快意。余不愿见亡国之事，愿自了，而使他事好了，并盼当国诸公良心上加以醒觉。介公方面，余已再三陈之矣。想 介公聪慧过人，乞再察良言，良为三叩首矣。”

　　第二段则是叮嘱家人，叮嘱兄弟子侄，大致是：“兄(父)生性直鲁，救国有心，为事之计，西北端起，非余所初计。余只身来京，期了去，以救国家身，勿日本帝国主义所快，不期有今日，余不愿留求一身，而使事变，更生枝节，余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余当负其责也，愿张氏子孙为国为家，同日本不共戴天之仇，愿世世勿忘，传弟、妹、子、侄、女、甥、儿全体。”言下之意，西安事变发展到后来产生的结果、影响，不是张学良最初计划的样子。而他之所以陪蒋介石到南京去，是为了使得事变不再“更生枝节”。

　　至于“余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出典自《世说新语》，说的是公元322年，晋室重臣王敦起兵作乱，其弟王导及家族受牵连。为了请罪，一大早王导带着王氏子弟跪在宫殿门前等候皇上发落。这时周顗进宫，王导希望周靑能替他说些好话，便小声对他说：伯仁(周顗的字)，我全家一百多口，就靠你了。结果周顗就当没听见，昂首进宫去了。等他从宫里出来，已经喝得晕晕乎乎，王导和他打招呼，他不仅不理睬，还自言自语：“今年杀贼子，取个斗大金印……”后来王敦总揽朝政，为了是否收拾周顗，找王导问话，王导沉默不语。于是，周顗被王敦杀害。后来，王导在整理中书省的文件时，发现周顗极力维护自己，为自己辩白的奏章。又听说了那天自己跪在宫门时，周顗一进宫就激烈地维护王家全家，只不过没有在自己面前表示出来而已。联想到自己却在能救活他的时候没有伸手相救，他回家后才对儿子们说：“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幽明之中，负此良友呀!”张学良手书中所谓伯仁，指的是谁，值得玩味。

　　对于这份手书，卡萨琳·威廉森女士称：“拍卖行最初的估计是4万至6万美元，经过50多轮争夺，最后被一名电话委托买家以71万美元买下，加上佣金，总成交额高达85万美元，成为整场拍卖中价格成交最高的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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