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来也怪，人在年轻的时候，容易走上反传统的道路，而一旦成熟以后，有时又会回归传统。“五四”时期那些风风火火地向传统进击的诗人、学者们，后来很多人纷纷反思自我，归依传统。俞平伯此时年纪并不很大，但是却似乎已经淡化了最初书写白话诗的狂热，而增添了一份学者的平静。从《冬夜》，经《西还》，到第三本诗集《忆》，留下了这一精神轨迹，他开始追挽童年消失的记忆，内敛的外表下透着淡淡的感伤。他已经从“诗的年龄”踏入人生的“散文时期”。的确，在他接受新校长罗家伦的邀请转任职国立清华大学中文系的1928年，第一本散文集《杂拌儿》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其内容涉猎广泛，多有盎然的情趣。以后又有《燕知草》《古槐梦遇》行世，二书均由周作人作序，追求一种朴素的趣味。

　　受夫人的影响，俞平伯在1931年前后十分热衷于昆曲，先是和浦江清、冯友兰、陈盛可等人不定期地随曲师学唱。1935年3月，他们还成立了有名的昆曲社谷音社，专门聘请吴梅为导师，将谷音社办得有声有色。可以说，文学、诗歌和昆曲是俞平伯一生中的几大爱好。到清华大学后的一段时间，俞平伯主要致力于古代文学尤其是诗词的研究，1934年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的《读词偶得》，此书对诗词的赏析和研究颇有助益，后来再版多次。值得赞赏的是，此间研究“词中之杜甫”周邦彦的《清真词释》，作为前书的姊妹篇，也告竣工，这算是了却了他当年随黄侃学清真词时未遂的心愿。

　　抗战爆发后，因家有年迈的父母，难以随学校南迁，所以整个抗战的8年，俞平伯是在沦陷区北平度过的。因为向学校请了长假，经济自然拮据，俞平伯只得偶尔写点文章，唱唱昆曲，1938年才接受私立中国大学国学系聘请，教授《论语》和《清真词》。1939年，周作人曾请他到燕京大学兼职，但其时周任伪职，俞平伯平时温和儒雅，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却拿捏得非常准，便婉言拒绝了。从1938年直到抗战胜利，俞平伯始终在私立中国大学任教，补贴家用，基本上还算衣食无虞。日本投降后，俞平伯于次年5月曾赴天津工商学院讲学，满心欢喜；可是8月12日，一生感情笃深的挚友朱自清在医院即告不治，他悲痛不已，写了很多诗文寄托自己的悼念之情。1948年起，俞平伯在北大教书，生活几乎陷入困境，每月500元的工资仅能买50斤棒子面。转眼进入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了，俞平伯看到了希望，积极参加各种文艺和社会活动，心情格外兴奋。5月份他被推举为北平解放后北大第一任校务委员会委员，7月又成为全国文联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撰写了大量诗文，表达了对新生活的向往之情。

　　到了1949年，五十有一的俞平伯虽然偶尔也在追问人生的究竟，但心境却是愈加恬淡。转年10月12日，其84岁的老父亲俞陛云过世。按理说，俞平伯当时身为中国文联委员、北大校务委员，为老人举办丧仪不该是什么难事。但他却实在是过于拮据，又不想让父亲走得太寒酸，无奈之下雇人力车奔文化部而去，想向在那里任职的熟人文怀沙借一点钱应急。说起来文怀沙算章太炎的学生，而章太炎和俞家又有很深厚的交情，所以俞平伯和文怀沙才慢慢熟了起来。他说明来意后，文怀沙也是愁眉紧锁，因为他吃供给制，收入微薄，在学校兼课费用也极其有限，爱莫能助。没办法，俞平伯又试探地问：“你不是与上海棠棣书店的老板王耳挺熟吗？”言外之意是是否可以帮着向他借点钱。